韩哲一

发布时间:2021/5/25 11:22:08 来源:admin 返回上页

(一)

韩哲一 1914 年出生于山东省禹城县(现禹城市)韩寨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期 在家乡生活、劳动、读书。他天资聪颖,酷爱学习,勤奋读书,成绩优异。

1931 8 月,17 岁的韩哲一从山东来到哈尔滨,凭着扎实的学业功底考入哈尔滨 商船学校。1931 9 18 日,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东北,哈尔滨商船学校停办,韩哲一去了瑷珲县黑河镇(现黑河市),投奔亲戚金百川和本家伯父韩子和(金、韩二人当时都是黑河著名的工商实业家,马占山的好友)。

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地侵略中国东北,强烈地震动了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民主运动高潮,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面对着锦绣河山沦为日寇的殖民地,千百万同胞遭受日寇的蹂躏,面对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局面,血气方刚的韩哲一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与青年学生胡宇翔和申吉庆在黑河共同发起抗日救亡活动。

1931 年,黑龙江省代主席、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率兵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成为中国第一个抗日的将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被尊为“民族英雄”。马占山抗战失利后,韩哲一等热血青年对他失望了。学生们经常在一起议论今后的抗日救国之路。那时,韩哲一等也听说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井冈山红军的情况,可在当地找不到共产党组织。于是,韩哲一与胡宇翔、申吉庆等爱国学生,便决定到苏联去寻找共产党组织,寻求救国的真理。他们的抗日爱国活动,也引起了苏联驻黑河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委派一个姓魏的中国人与他们联系,使韩哲一等人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学说第一次在黑河进行传播,这对韩哲一等青年学生走上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找到共产党,找到正确的抗日救亡之路,1932 年,经胡宇翔与苏联领事馆联系,通过苏联驻黑河领事馆的安排,韩哲一、王玉、韩双有等 8 名青年学生分期分批秘密过黑龙江,到苏联列宁学院阿穆尔伯拉格分院学习。韩哲一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政治、军事等知识,1933 年在苏联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共)。1934 6 月,韩哲一受组织派遣回到祖国,到黑河一带收集日本占领军情报。同年被叛徒出卖,不幸在瑷珲卡仑山被捕。

1935 年至 1937 年,韩哲一先后在黑河、齐齐哈尔(当时为黑龙江省的省会)两地

坐牢,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强不屈。他在监狱里还坚持进行抗日的宣传工作,使一名“董姓”青年看守深受教育。此后,这个青年投奔东北军并升至团长,后来又起义参加了八路军。解放以后,他改名叫马凡,曾任公安部司长、海南岛公安局长。

韩哲一被捕后,先在黑河被关押了 2 年,后移交齐齐哈尔的黑龙江高等法院审理。因日伪找不到确实证据,第二次开庭草草定了个“不法入境”罪,判了 1 年。就这样,

韩哲一坐了 3 年监狱。

(二)

1937 7 7 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把整个中国拖入了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七七事变后,韩哲一和狱友杨一夫(解放后曾任煤炭工业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一起,从东北返回家乡山东,在河北南宫找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宋任穷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938 年,经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王克寇介绍,韩哲一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忠诚战士。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广阔的抗日根据地战场。1939 年,韩哲一担任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战地工作团团长,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 年至1942 年,历任中共高唐、平原、夏津、恩县、禹城边委组织部长,边委会副书记,鲁西北地委(卫东地委)委员、统战部长,中共夏津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中共濮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抗战时期,山东是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韩哲一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广泛动员所在地区的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战,成为当地凝聚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之一。

1943 年至 1948 年,韩哲一历任冀鲁豫边区政府工商局监委、鲁西银行监委、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经济部副部长、行署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都是经济落后、财力十分薄弱的地区,所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注意发展根据地和敌占区的贸易,建立银行,发行货币,保障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同时,积极打击伪钞和法币,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这对稳定金融,保护和推进根据地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都起了积极作用。韩哲一积极贯彻党中央“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总方针,为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不懈努力。同时,这也为韩哲一在建国后,长期从事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做好淮海战役支前工作的命令,韩哲一(代表冀鲁豫行署)和张劲夫(代表鲁中南行署)、曹荻秋(代表淮北行署)、刘瑞龙(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共同组建了淮海战役支前委员会,领导艰巨的支前工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迎着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出色地完成了大量繁重的任务。

(三)

1949 8 月,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党中央决定在已解放的地区,建立第一批省级人民政权——山西、河北、平原等 3 省,任命韩哲一为中共平原省委委员、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财政、经济工作。在党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韩哲一与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一起,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恢复工农业生产。1952 年,韩哲一调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局局长。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为恢复华北经济、实现财经状况基本好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当地物价和群众生活水平都比 1949 年前后有了明显改善。

(四)

1953 年韩哲一调入国家计委工作,任国家计委委员兼国家物资分配局局长。1953年以后,国家计划体制调整,韩哲一先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物资供应总局局长兼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务,直至 1960 年。期间,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制定、实施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工作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规划建设我国的 156 个基础工业项目。

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情况变化很快,不断出现新问题。在错综复杂情况下,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韩哲一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主动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运用有利条件,着重抓了物资综合平衡和分配,制订物资消耗定额,开展增产、节约、代用、利用库存 ;逐步建立物资储备制度 ;开展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再生利用等等。实事求是地安排好各项发展指标,在物资分配的顺序上,首先是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然后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力求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同国力、财力相适应,促使国民经济稳步均衡地向前发展。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他领导的物资供应部门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作出了贡献。

1958 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西楼听取国家计委李富春等同志汇报工作。会上,毛主席提出一些具体问题,韩哲一都能条理清晰地一一作答,连小数点以下的数字也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毛主席看他一肚皮材料,便笑咪咪地说 :“以后就称你‘韩材料’吧!”这就是党内称韩哲一为“韩材料”雅号的由来。

1959 7 月,韩哲一列席了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原定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偏向。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国内形势概括为 :“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并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根据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韩哲一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时,就“大炼钢铁,到

处建小高炉得不偿失”“‘大跃进’冲垮物资平衡生产资料分配计划和市场非常混乱”等问题,算了一笔细账,说有些地方动员几十万、上百万人上山找矿、炼铁,浪费了大量人力,浪费了大量煤炭,没有炼出好铁来 ;炼出来的铁也不能用来炼钢。大炼钢铁浪费的资金至少可以建设 2 个“鞍钢”。他的发言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大办钢铁”、特别是对到处建小高炉、小焦炉浪费了资源进行了批评。他敏锐地指出了当时出现的一种怪现象,即 :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他认为,这种“怪圈现象”是一种制度的缺陷,必须解决好,才能使国民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再前进一大步。

后来由于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会议突然转向,由反“左”转为“反右”,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随后周恩来总理就北京密云水库告急,把一些曾在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安排回北京去处理水库的事情。这样,韩哲一与一些同志都被周恩来总理保护下来,没有受到冲击。

(五)

1960 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同年 10 5 日,韩哲一调至华东局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华东局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负责华东地区的工业交通工作,领导华东地区国防工业(时称“小三线”)建设。

在此期间,1961 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 1 11 日,韩哲一参加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后,根据中央精神,扎扎实实贯彻“八字方针”,为理顺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形势的好转作出了贡献。

在华东局工作期间,韩哲一长年累月奔波于鲁、皖、苏、浙、赣、闽、沪大地,经常风尘仆仆深入工厂、矿山第一线,指导经济发展,检查安全生产状况,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韩哲一在山东参加华东局成立会议期间,得悉山东齐河县受灾,即前往灾区查看实情,慰问灾民。他关心基础工业的发展,经常深入马鞍山钢铁基地、薛城炼铁基

地、淄博煤矿等重点企业,有时一住就是一二个月。

上海这个中国特大城市作为面向全国的商品流通中心,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全国各省市调出大量工业品 ;二是从全国各地调入农副产品。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上海市场供应紧张,1961 年元旦的第二天,韩哲一冒着风雪严寒,六七月间他又顶着烈日酷暑,多次奔赴浙、赣等地,为上海调集粮油肉,解决上海市民的生活困难。

1964 年,随着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我国立足于防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首位,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韩哲一负责领导华东地区的“小三线”建设工作。“三线建设”的拓展,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巨、时间之紧、范围之广、配套之全,都是史无前例的。他倾注全部心血投身华东地区的“小三线”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 11 9 日,韩哲一临危受命亲赴安亭,参与处理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当时,数百名“造反队员”冲进安亭车站,强行卧轨,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被腰斩瘫痪,延续时间长达 31 小时 34 分。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收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发给他的明码电报和陶铸同志的电话,要求韩哲一出面去安亭处理此事。韩哲一立即带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李干成和华东局宣传部副

部长杨恺,赶赴安亭,向“造反队员”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同志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精神,返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而此时,张春桥却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 5 项要求。于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把打击的重点,迅速集中到了陈(丕显 )、曹(荻秋 )、魏(文伯 )、韩(哲一)头上。“安亭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转折点。紧接着,1967 1 月,“工总司”在上海策划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夺权风暴。此风迅速蔓延全国,终于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浩劫。1968 年,韩哲一被“造反派”以“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倒。1969 年至 1973 年,被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1975 年至 1976 年,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解放”(即解除隔离审查),被安排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韩哲一在上海被“造反派”关押之后,有的同志告诉他,周恩来总理每次到上海都询问他的情况,并提出让他出来抓华东地区的工业生产。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还惦念着他,想方设法关照和保护他。每说到这些,他的心情就很不平静,非常激动,倍加思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六)

1976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四人帮”强加在韩哲一头上的一切诬陷之词都得以平反。1977 12 月至 1983 4 月,韩哲一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此期间,他积极

参加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滔天罪行,彻底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他负责主管上海市的工业、交通工作,参与建设了若干重大工程项目,如:金山石化二期、大众汽车、宝钢、飞机制造、新型导弹驱逐舰、航天等工程。

1978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1979 4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上海在为期 3 年多的调整中取得了成绩,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经济效益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为把上海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支援全国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韩哲一在他所分管的工业、交通方面,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企业管理混乱的状况,逐步恢复和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突出质量管理,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上海工业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企业人数规模缩小,而产值规模有所扩大。上海宝钢和金山石化两大工业支柱企业,都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引进先进技术后建设和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七)

1984 年至 1993 年,韩哲一退居二线工作,历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哲一作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全国“两会”上,就国计民生等问题发表见解。

1985 年至 1993 年间,韩哲一担任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副组长,负责“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的编纂工作。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此项工作,并题写了书名。韩哲一与秦和珍同志在《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中,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该书记述了我党的财经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大贡献。这对于借鉴历史经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依据。

在这时期,韩哲一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出访亚非欧美诸国,与出访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增进了友谊。1987 年,韩哲一代表全国人大出席了在肯尼亚召开的联合国环保会议。

(八)

1993 年至 2000 年,韩哲一出任“中原老区开发促进委员会”主任,与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等老同志一起,为中原老区群众办学校、打水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同时,连续 10 年扶持 5 名贫困子女就学至初中毕业,为老区做了大量有益的扶贫工作。

韩哲一与这些老同志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中原地区战斗、工作过,与中原地区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他满怀对老区群众的深情厚意,期待着老区群众尽快脱贫致富。1993 年早春,年近八旬的他,顶着料峭的寒风,深入到山东莘县乡村农户调查,

当看到农民的生活还很困难时,韩哲一的心情格外沉重,马不停蹄赶往济南,向省长反映情况。此后在扶贫工作中,他曾多次北上老区,深得当地政府和老区群众的赞誉。

2000 年,韩哲一离休。他的心里仍然燃烧着火热的激情,期盼着祖国的未来更美好、人民更幸福。

2011 7 7 日,韩哲一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 9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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